《中国新诗总论》与新诗史料学的历史建构

百年历史为中国新诗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同时也为新诗的史料学研究和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新诗史料学的建构在整体上可以概括为廓清新诗史料的源流与发展、确定新诗史料的形态与构成、阐释新诗史料的实践与应用，进而总结若干理论原则，由此而论，本文所言的《中国新诗总论》可以理解为是从理论批评的角度参与了新诗史料学的历史建构。作为中国新诗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次文论集成，《中国新诗总论》不仅彰显了百年新诗的理论实绩，见证其发展历程，而且还以“参与者”“纪念者”的身份为新诗史料学建构提供了典型个案，其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

一

按照《中国新诗总论》总主编谢冕的说法：

《中国新诗总论》为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来理论批评文献之总汇。拟编选包括自晚清诗界革命以降，“五四”新诗革命理论的草创及其沿革，直抵本世纪最近十数年间中国新诗学的变革、发展的文献史料。选文力求赅备，以不遗漏任何一篇有价值的文献为目的。[1]

《中国新诗总论》上迄19世纪末，下至2015年，就其跨度而言，穿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从《中国新诗总论》将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写于1891年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作为首篇文章，后又依次有梁启超的《汗漫录》（节选）、《饮冰室诗话》（节选），之后才是胡适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我们可以判定编选者秉持的是开放式的观念，即《中国新诗总论》同样重视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之前的“前奏”或曰“酝酿期”的文论。这样的编选理路不仅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源流，而且也使中国新诗理论获得了相应的参照系统，而中国诗歌文论也由此呈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轨迹。

中国新诗由于诞生时间相对较短，其理论著述特别是现代阶段的文论多存在于单篇文章之中，而另外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则常常散落于创作谈、随笔甚至是通信之中，呈现自由、零散、随意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诗的文论总结既是一个找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就《中国新诗总论》具体的编选情况来看，其篇目选择采取了谢冕先生期待的“宽泛的理论批评”原则，即“我们的理论文选除了传统的文字之外，还包括了精辟的创作谈（诗人自己的）、创作论（论者的）、赏析、导读甚至出版告示一类的文字。”[2]“宽泛的理论批评”使《中国新诗总论》在自身容量内最大限度地展现了中国新诗文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除腾固的《论散文诗》、屈轶的《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柯可的《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等一些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文献入选本书之外，林庚的《关于北平情歌——答钱献之先生》、絮如的《看不懂的新文艺》（通信）、知堂的《关于看不懂（一）》（通信）和沈从文的《关于看不懂（二）》（通信）等篇目的入选，皆使《中国新诗总论》更为充分、详实地呈现了百年新诗文论的纹理和不同侧面，而中国新诗文论的形态也由此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形塑。

二

《中国新诗总论》在重视中国新詩文论纵向发展的同时，也兼顾横向的拓展。一般地说，由于时代、文化和地域的原因，港台诗歌和其诗歌文论一直是以往多种选本的弱项，这种实际存在的情况实际上是在空间上窄化了人们对于新诗的理解。《中国新诗总论》在编选过程中克服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于台湾涌动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及其文论批评给予了充分地重视并延续至今。叶维廉、覃子豪、余光中、痖弦、洛夫、纪弦、罗门、萧萧、唐文标、杨牧以及梁秉钧、黄维樑、陈少红等诗人、理论家的诗论均有收录，其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可作为截至目前百年中国新诗文论的集大成者。

与拓展中国新诗文论的范围相比，《中国新诗总论》编有“翻译卷”可视为一次有开拓性的实践。结合已有的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诗歌史的写作情况可知：与现当代诗歌同期进行的翻译诗歌往往是不入史的，对诗歌翻译的“漠视”自然影响到了诗歌翻译方面的文论。就此而言，《中国新诗总论》将“翻译卷”作为其最后一卷不仅使以往的诗歌文论重新划定了自己的范畴归属，而且也使读者领略到中国新诗的另一道风景，从而发现原来有如此多的研究者与诗歌翻译有关和诗歌翻译本身的魅力。“我们翻译外国诗歌的目的之一是为本国诗人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丰富和繁荣我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一百年来，译诗对我们的新诗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在我们回首新诗百年的时候，同样应审视和反思译诗对我国新诗的影响：有无不足之处，有无过分之处，如何在继承诗歌传统和借鉴外来诗歌的基础上，繁荣我们的诗歌创作，这才是至关重要的。”[3]对译诗理论的重视可以丰富中国新诗的文论建设和史料构成，并为中国新诗文论拓展出一片新的领域，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尤为重要！

三

“《中国新诗总论》所选作品原则上采用最初发表的版本，各卷的作品按首见报刊或书籍的年份排序，如不是最初发表的版本，时间参考写作时间和所选版本。”[4]《中国新诗总论》编选原则的确定，决定其在编选过程中重视原始文献和文论的初版本时间，而在成书之后每篇文章后面都标明出处则有利于读者查找、了解其具体的写作情况，进而看到新诗文论的沿革流变。这项充分而必要的工作就史料搜集和整理而言，说起来虽是寥寥数语，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需要大量的时间。以第2卷编者吴晓东的经验为例：“我这一卷编出初选目录之后，谢冕老师专门殷切嘱咐一定要收入徐迟的《抒情的放逐》等在新诗史上影响很大，但一般研究者又很难见到原刊的文章。幸好现在网上资源发达，而且我的学生中就有好几位网络达人。《抒情的放逐》就是我的学生刘东帮我下载到刊登在香港1939年5月13日《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的原刊，我再逐字敲成文档的……”[5]相信类似这样的事例在《中国新诗总论》各卷具体的编选中并不少见。对于原始出处不详的文论，《中国新诗总论》采用参考写作时间和所选版本并重的原则，这一实际一方面反映了文献史料在搜集过程中存在着限制和难度，一方面则反映确定文献出现时间一直有不同的标准，并在史料的实践和应用过程中为新诗史料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

至于在具体篇目的选录过程中，《中国新诗总论》也十分注重第一手文献的意义。“为了客观呈现中国新诗百年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对选文不作删改，尽量保持发表时的原貌。1—4卷只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原版本有错字或误排，只要不影响对作品的理解，均不作改动。……个别作品由于原稿不清楚，有些文字无法识别，用‘□’代替。”[6]在强调文献出处的同时，《中国新诗总论》在所选文献的版本上同样注重其本来面貌，这也是其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

《中国新诗总论》是《中国新诗总系》之后又一项重要的工程。10卷本的《中国新诗总系》已于2010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之后，一直期待进一步落实新诗创作和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工作。“有鉴于原先《中国新诗总系》的理论、史料两卷篇幅紧窄，未能充分展现百年盛况，遂决定在《中国新诗总系》基础上再编选一套《中国新诗总论》（简称《总论》），以为新诗百年之纪念。”《总论》的名字由谢冕先生建议，“一是简括，二可与《总系》连接配套”，这一艰苦劳作、篇幅巨大的系统整理工程，就目前来看，确实是独此一家，也确实只有在谢冕老师和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编选《中国新诗总论》时为研究所）的大力倡议、联络众多研究中国新诗的大家方能完成。两大卷“百年工程”的竣工，体现了北大精神对后代学人的影响。谢冕老师在“总后记”中写有“北大对我的影响是全面的，它铸造了我，给我智慧，也给我毅力，而其间最为深刻的则是它的立校精神。在北大的日日夜夜，我总把这种精神融入我的学业和治学之中，也消融在《中国新诗总系》和《中国新诗总论》的编选工作之中。”[7]这些发自肺腑的心灵之语，可作为《中国新诗总系》和《中国新诗总论》的动力之源。

因此，唯有将侧重文论的《中国新诗总论》和侧重诗歌作品的《中国新诗总系》放在一起，才会更为深刻地体会创作与理论之间的相得益彰，才能更为具体深入地读出两卷大书的史料学意义。百年历史为中国新诗史料学建设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中国新诗总系》和《中国新诗总论》是新诗史料学在实践过程中具体的个案典型。即使仅从《中国新诗总系》和《中国新诗总论》的编选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新诗史料搜集、整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随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延伸。与之相应地，新诗史料学建设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有人加入进来，落实这项浩大的工程。

从《中国新诗总系》到《中国新诗总论》，新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史料学建设也可以有某些经验可以总结。作为诗歌作品和文论编选的集大成者，哪些作品和文论可以入选历来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它体现了历史和现实以及个體美学趣味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一点不应苛责。对比其他各卷，《中国新诗总论》中第5卷（1990—2015）由于距离较近，会因缺少沉淀、众语喧嚣而产生对入选篇目评价态度不一的现象，这种因为时间原因而造成的与生俱来的“紧张感”，反映了新诗史料确证和整理过程的“历史化逻辑”，需要使用者和研究者秉持客观、公正和宽容的立场。对比《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总论》更重视文献的原始性、来源出处，本身就可以作为一次经验的总结。《中国新诗总论》和《中国新诗总系》（主要是第9卷理论卷）之间有相同的内容，这本身不应当成为问题，因为不同时间的史料搜集和整理本身就存在着“重复”和“补充”的过程，但从史料学建设的角度来看，它却反映了史料搜集和整理过程中的观念的变化和相应的复杂性。最后，《中国新诗总论》设“翻译卷”，这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它对于新诗史料整理、研究和新诗史写作都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并将其思考留给了未来！

总之，《中国新诗总论》是以新诗文论的集大成者为新诗史料学建设提供了典范之作：《中国新诗总论》所选篇目按照历史排序，追求大而全的格局，既在整体上勾勒出新诗文论的源流与发展，同时也在具体方面上呈现出新诗文论的形态与构成;《中国新诗总论》每卷前有分卷编者所撰“导言”，可作为新诗史料搜集、整理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和若干理论原则的初步探索。围绕厚厚的《中国新诗总论》可以展开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而那些通过应用而得出的经验，正需要我们通过不断实践去获得与总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诗史料学建设研究”（18BZW168）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立群：文学博士，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诗与新诗理论。

注释：

[1][2][7]谢冕：《在胡适陈独秀工作过的地方—〈中国新诗总论〉总后记》，《中国新诗总论·6·翻译卷》，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714-715页，第715页，第714-715页。

[3]赵振江：《新诗百年译诗百年——诗歌翻译是二度创作》“导言”，《中国新诗总论·6·翻译卷》，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4][6]《中国新诗总论》编者：《编选说明》，《中国新诗总论·1·1891—1937》，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5]吴晓东：《编后记》，《中国新诗总论·1·1891—1937》，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669页。

（责任编辑 张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