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１１，我走进现场

丁刚，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从1990年起，先后任人民日报驻瑞典、比利时（欧盟）和联合国（美国纽约）记者。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丁刚是首先进入现场的中国记者之一。他与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共同采写的报道获中国国际新闻一等奖。

从1990年我第一次常驻瑞典算起,大约有12年的时间我是在驻外记者的岗位上度过的。对很多新闻系的学生来说,做驻外记者是一件非常有魅力的工作。有的同学对我说,现在有了互联网,电视、广播和报纸，获取信息十分方便,做驻外记者工作起来一定是非常轻松。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互联网的应用对驻外记者来说,自然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它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还可以用来查对一些基本的材料、数据等,也可以用来迅速地传递稿件。记得我20世纪90年代初到瑞典工作时,记者站里还有一台老式的打孔机。我的前任告诉我,他刚到瑞典工作时,就是先写好了稿子,再在打孔机上用拼音一个一个地打成电报码,送到邮局去发送。报社收到稿子,也要按照电码译成文字。后来有了传真机,就省事多了。到了互联网时代,只需轻轻地一点鼠标，一篇稿子就发送出去了。

但是,互联网的出现给驻外记者,特别是平面媒体的记者带来的挑战,却是非常严峻的。我驻外10多年,恰好经历了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可以说,我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有很多都与互联网有关。

1990年,人民日报国际部派我到瑞典记者站工作。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加之我学了点瑞典语,大体可以读懂瑞典的报纸,而国内读者对瑞典的情况又不大了解,所以坐在记者站里,或是靠当地的电视、广播,有时也可以抢先发回重大新闻。但是,1997年,当我再次去比利时站工作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随着网络媒体和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时效性上,我们这些平面媒体的驻外记者已基本上无优势可言。网络媒体的发展不仅使我们很难在重大国际新闻事件发生时,抢先发出第一条新闻,而且很可能会使我们采写的新闻淹没在汪洋大海般的报道中。我在驻外期间就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从记者站的楼顶就可以看到世贸大厦浓烟滚滚,可当我坐下来给人民网发第一条新闻时,CNN的记者已经把镜头对准了出事地点。几分钟之后,国内主要网站就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新闻,一个多小时后,国内网站上已经出现了大量专题报道、现场照片和相关资料。

这样的变化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后就只能坐在记者站里,编发国外媒体的报道,或者是看电视写新闻了呢?这是摆在平面媒体驻外记者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对互联网是既爱又怕,每天我都要在互联网上浏览新闻,但在网上看得越多,心里就越是没底。我也曾根据网上的材料编译过“新闻”,但稿子发回去,有时就被编辑提醒,他们早就在网上看到这些内容了。编新闻虽省力省时,却出不了自己的东西。作为一个记者,我们的职业就是采写报道,而不是编写报道。在新闻媒体激烈的竞争中,我们要想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只能以长补短,发挥平面媒体记者的优势,就只能靠走出去,在细致观察、亲身体会和深入思考中提炼出与众不同的角度和主题。可以说,互联网的出现使驻外记者只剩下惟一可以与之“较量”的手段,那就是走进现场。

在多媒体时代的今天,漏报重大新闻已几乎不大可能。每遇重大事件发生,到现场去与不到现场去当然也都可以发回报道,有的时候不到现场反而能更快地发回报道。但是,两者之间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只有到现场去才能有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对报道的遣词造句、段落安排、立意、角度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即使有的时候这种影响在写作过程中是感觉不到的,但却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一点我在对9·11事件的连续报道中体会最深。

9·11那天早上,我从电视中看到两架飞机先后撞向世贸大楼,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在拨通时任环球时报副总编辑胡锡进的电话后,我对着话筒就喊:“出大事了!”大约10分钟后,我向人民网发出了第一条消息:

今天早上8时40分许(美国东部时间),两架飞机一前一后突然撞向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两座高达110 层的塔楼。从本报记者住在中城的住所望去,大厦顶部立即起大火,浓烟滚滚,曼哈顿警车顿时响成一片。

从美国有线电视网的现场转播看,两架飞机很可能是故意撞向大厦的,不排除恐怖分子的袭击。据称其中一架飞机是由波士顿飞往纽约的波音767。大厦里仍有很多工作人员,伤亡人数目前不详。布什总统将很快就此发表讲话。本报记者目前正赶往现场。

这条消息后来成为中国媒体报道9·11事件的第一条独家新闻。消息发完后,我就立即赶往现场。

记者站的所在地在曼哈顿中城,世贸中心在下城,当时公共交通已完全中断,我只能开车前往。接近世贸中心时,我看到大街上聚集着很多居民,他们心神不定地朝浓烟滚滚的世贸中心方向张望。由于道路已经封锁,我只好将车停在路边。这时,整个曼哈顿金融区已经是浓烟滚滚,附近的路人告诉我,有一栋大楼刚刚已经倒塌。

大约10时许,我在距世贸中心很近的地方被警察拦住,虽出示记者证也不能进入。据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讲,这一地区已经全部封闭,所有人员正在撤出。当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尘味,到处是瓦砾和破碎的水泥块,人群正如潮水般地向外涌来,不少人都用卫生纸捂着脸,许多人身上都落满了尘土,附近的电话亭前排着长队。由于无线通讯中断,人们只能用公用电话给家人报平安。

正在记者与撤出的行人交谈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只见世贸中心的另一座塔楼也轰然坍塌,我赶快随着人群向外撤离。这时的情景就如同在电影上看到的山洪暴发,滚滚烟尘在高楼之间的狭窄街道上窜来窜去,尘埃和碎片散落到了好几个街区以外。一位从金融区逃出来的年轻人对我说,他是踩着被砸死、砸伤的人的身体连爬带滚地逃出来的,旁边和他一同逃出的人有不少身上和脸上都仍在流血。由于交通已经完全瘫痪,大街上到处是堵塞的车辆,我只能扔下汽车,跑了半个多小时,赶回记者站发稿。

在后来的一个多星期里,我又多次设法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场。我还多次到寻找的亲友几个街头集中点采访,与不少失踪者家属交谈。后来回想起来,那几天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在街头看到的。

9·11那天,我赶到世贸附近时,看到所有的公用电话前都排起了长队,有的人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浑身上下还裹着尘土;有的人则是不停地向世贸大厦方向眺望。在等待打电话的队伍中,我忽然看到了一个约摸十五六岁的黑人姑娘。她一会儿踮起脚来向远处望一望,一会儿又伸出头来瞧瞧前面还有几个人,神态焦急不安。她是想要给在世贸大厦工作的亲人打电话呢?还是刚刚从那里跑出来,要给家人报个平安?那姑娘的神情就像刻在了我的脑海里,现在想起来,还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一年后,我在一篇记述纽约纪念9·11遇难者的报道中,讲述了一年前我看到的那个黑人姑娘时的情景,随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真害怕会看见她也出现在纪念9·11遇难者亲友的队伍中……生活在纽约的人也许都会有同感,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常常会因碰到一位朋友,走过一处旧地而想起一年前的那个时刻。一千万‘纽约客’就有一千万个故事。那个被称作‘零地点’的世贸废墟更是如同一个仍在流血的伤口。”

那些天里,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设在街头的寻亲中心,在稿件中我也多次写到了我亲眼目睹的一些场面。但是,国内有位编辑告诉我,最让她感动的并不是我写的寻找亲人的情景,而是事件发生后次日就赶到曼哈顿上班的人说的那些话。这位编辑说她在读那一段时几乎流下眼泪。那段话的原文是:“不到9时,就有朋友打电话来。在曼哈顿中城工作的李先生说,他手头上有没完成的工作,今天仍赶来上班。另一位也是在中城工作的胡先生也因为有业务处理,一大早就从50多公里外的家中赶来。家住昆士区的巴维诺先生今天也是一大早就赶到公司上班。他说,早上一起来,他就告诉两个孩子。他必须来上班,可孩子们不放心，他就对他们说:‘生活还将继续,你不能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不敢出家门。’”生活还将继续。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写纽约,写纽约人的心态和精神的变化。如果我不是到现场去,不是靠采访来写这些稿件,而是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搞编译,我想我是不可能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理解9·11事件后纽约人的生活的。

到现场去,很累、很苦,有时甚至是很危险,我的同事、著名战地记者胡锡进当年在南斯拉夫战场采访时,曾经只身穿越交战双方对峙的前线。他对我说,这是他驻外经历中最危险的一幕,也是他当记者感到最过瘾的一刻,站在前线,他才体验到了什么叫战争。正是这种对战争的最直接、最真实的体验,让他写出了许多感人的新闻作品。9·11事件后,也有朋友问我,“你当时立即赶赴现场,难道就一点儿也不害怕吗?”我告诉他们,“到现场去”是我在得知这一事件后的第一反应。当时我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这种兴奋并非是因为美国挨了炸，而是出于职业的激情。我知道,国际部有很多老记者,驻外几十年,没碰到什么大新闻,只能平平静静地过了几十年。像9·11这样的事,绝对是一个驻外记者可遇而不可求的大事件,我能碰上,那是我的“运气”,绝不能轻易放过。

到现场去,当然不仅仅是写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更重要的就是有这种亲身的感受。有很多东西你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不能用自己的耳朵听到,也就不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感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由于时间很紧,写稿时根本不可能去做过多的思考,几乎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但是,正因为自己有了现场的采访和体会,才有了更为独特的视角,才能捕捉到最能打动读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