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柯的权力研究方法

摘要：出于避免把权力研究引向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层面的考虑，福柯更为注重对——权力是“如何”（how）运作的——这一问题的探讨。其对权力的考察主要依赖三种方法：首先，福柯通过权力谱系学方法从历史的维度来分析权力。其次，借助于权力—知识方法从知识或者真理的维度来研究权力。最后，福柯从微观视角批判了权力的宏观与主权研究理论。需要强调的是，这三种权力研究方法在福柯的使用中并非泾渭分明，常常被混同使用。

关键词：福柯；权力；谱系学；知识；微观分析

吉登斯曾在一篇文章中承认，到目前为止，社会理论尚缺乏令人满意的权力理论，但他告诫，社会理论不能因此就受到尼采主义的“诱拐”。答案已不言自明，自70年代开始，福柯对权力的研究被视为当代最重要的权力分析学说之一，他对尼采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不过，相比吉登斯，哈贝马斯对福柯思想的批评更为严厉，他总是不忘警告人们福柯权力理论有着强烈的“新保守主义”之嫌。因此，究竟福柯的权力分析为什么成为众矢之的，他进行了哪些新的尝试，是否解决了以往的权力分析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其权力分析中本身蕴含的伦理与批判的取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权力谱系学方法

“谱系学”这一概念事实上并非福柯的发明，它来自于尼采。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用这一概念来考察道德偏见的“卑微的起源”。源于尼采的智识启发，福柯借鉴这一概念从而为其权力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作为一种与传统历史学严格对立的历史方法，福柯认为谱系学致力于反对传统历史学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起源”（Ursprung）幻象，其目的在于记录任何一成不变的本质之外的异常事件。他说道，“谱系学并不自视为历史学的对立面，在学者鼹鼠式的眼光中，像哲学家一样故作高深。相反，它反对各种理想意义和无尽目的论作元历史式的展布。它反对寻求起源”。那么，谱系学为何拒绝搜寻“起源”？福柯认为，搜寻“起源”会给历史造成以下三种缺陷。

1.搜寻起源就意味着预设一个“已经是的东西”，只看到一种“源初的同一性”，而完全忽视了历史重大开端中存在着众多细小的、卑微的差异性存在。在福柯看来，“起源”观念说明历史学已走向形而上学的误区，事实上，只要仔细地研究历史，就会发现纷繁复杂的事物背后并没有一只无所不能的上帝之手，发现它们都没有本质，甚至发现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点点地从异己的形式中建构出来的。因此，必须拒绝事物在历史开端中所假定的同一性，致力于挖掘事物的差异性（comparity），只要通过此种角度看，就会发现理性产生于偶然，真理产生于激情。

2.起源的观念还意味着事物在开端时是庄严的、神圣的，而其后的发展则趋于一个不断堕落、沉沦的态势，“事物在其诞生之际最为珍贵、最为本质”。而福柯认为，历史事物的开端总是隐藏在阴暗的角落，是卑微和低贱的，“这里所说的低贱不是像鸽子的脚步一样，温良恭谨，而是蔑视和反讽，它恰恰是要毁灭一些自负”。

3.起源还当作是真理之地。搜寻起源的历史学家认为，真理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人们的误解而变得面目全非，因此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揭开层层的面纱去发现那隐藏的真理。而福柯认为，历史学建立的“真理崇拜”只是一种“青春期的幼稚追求”，真理从来只是一种错误，它是被“制造”出来以让人顶礼膜拜的，因此真理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漏洞百出的错误史。

在消除传统历史学的“起源”幻象后，福柯试图通过谱系学来研究历史。福柯谱系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依据符号体系解析文化的符号学或者结构主义，它把文化设想为实践；它也不同于解释学倾向于追求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深层意义，它把文化实践当成是武断的、偶然的和无根基的；它也不同于意識形态的批评，它不关心对科学或者知识内容的评价，与信仰体系更毫无瓜葛，它关心的是真理、知识与信仰产生的过程、程序与机制；它也不同于观念史，不为连续发展的事件和实践编纂年谱，它关心的是权力/知识政体（power/knowledge regime）的多义性与断裂性。概言之，以谱系学的视角来研究权力，任务就在于诊断“现在的历史”，即选择一个既定的权力技术，质问它是如何出现、成形并获得重要性的，同时，谱系学家不能假定这个权力技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功能是同一的，而要把握它卑微、多变、断裂、偶然与复杂的面目。福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中具体实践了权力的谱系学，对监狱和性领域做出了杰出的研究。

二、权力与知识方法

在漫长的思想史上，大概有着两种为人熟知的知识—权力观。一种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权力观。“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压抑和歪曲知识的力量，受到权力支配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是摆脱权力关系之后产生出来并与权力对立的知识。”譬如，密尔就在其《论自由》中以“苏格拉底之死”为例，认为知识或者真理极容易受到权力的遮蔽、侵蚀与打压，因此一个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市场”对知识、真理的产生、存在和维护就至关重要。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知识—权力观。即认为知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同时知识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被权力利用的工具，因此不存在中立的、脱离权力关系的知识。因此，第一，运用知识获得权力。第二，权力是被用来阻碍或扭曲知识获取时出现的，具体来说既是阻碍获得正确的知识。第三，知识可以将我们从权力之下解放出来。

福柯的知识—权力观与上述两种观点完全不同。他认为，权力所到之处产生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知识形成、积累的工具，而且知识也并不产生于权力的真空，而恰恰产生于各种各样的权力机制。总之，权力与知识不仅仅是一种“排斥关系”，更是一种“共谋关系”：权力不仅仅压抑、限制知识，权力还激发、生产知识，知识不仅仅逃避、挣脱权力，知识还向权力投诚、献媚。这种知识—权力观也构成了福柯分析权力的重要方法论。

福柯在1971到1972年开设的“惩罚理论与机构”课程中讨论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他认为如果没有与权力相联系的传播、激励、积累和置换的系统，就无法形成知识体系。反过来，假如没有知识的摘录、占有、分配或保留，权力也难以施展。也就是说，没有权力就无知识，没有知识就无权力；而权力控制知识，知识也予人权力。一幅权力与知识“共谋”的阴暗图景在福柯75年《规训惩罚》中得到了令人震撼的展示。在他的分析中，权力与知识在社会层面的各个层面都达成默契的合作，构成一种规训——科学机制，比如，对犯人的审判有赖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对病人的治疗有赖于依靠临床医学，对合格士兵的生产有赖于军事科学，对子女的调教有赖于儿童心理学，对学生的培养有赖于教育学等等。“这是一种双重进程：一方面，通过权力关系的加工，实现一种认识的解冻，另一发明，通过新型知识的形成与积累，使权力效应扩大。”由此可见，知识与权力的合作在整个社会有机体内部形成一张无所不包的规训之网，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人类的所有知识莫非都是产生于权力，并自甘权力的奴仆？福柯在一次会议中谈道，“若我们对象理论物理学和有机化学这样的科学提出它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太难了吗？”按照德赖弗斯和拉比诺的看法，福柯在对待像物理学和化学这样的自然科学时显然更为谨慎，不过，他并没有排除自然科学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假定这些关系更难以把握。更为关键的是，福柯将注意力全部瞄准了那些“可疑的科学”即人文科学。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的是那些号称自主发展的人文学科，如生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等等，他认为在这些学科里所有门类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虽然它们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什么是“真”的见解，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宣布自己具有一种“真理”效应，其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祉，捍卫社会规范，甚至解放受压制的个人。

三、微观权力的方法

为了有别于传统权力观从宏观统治权角度来理解权力，福柯发展了一门微观权力分析方法，他称之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 of power）。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权力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中的策略

霍布斯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把权力当作一种类似商品或者财产的实体，并认为谁拥有这种权力就可以支配、控制他人。而福柯则认为权力不应该被当作一种“所有物”似的实体，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中的策略，权力应被视为一种策略。换言之，权力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施加，而是双方面的较量、算计；从网络的角度来理解权力，权力就不能被转移、占有，权力只能被行使、运转和流动。因此，就不能把某个人（国王）当作权力的源头，而应该把众多个人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作为权力运作的场域，每一个人都构成这张权力网络的一个支点，他们既成为权力实踐所支配与控制的对象，权力也通过他们来运转。

（二）权力不是压抑性的，而是生产性的

传统权力观把权力的功能理解为阻止、命令、禁止、威吓等等，强调权力的否定性。而福柯却认为，“禁止、拒绝、抑制远远不是权力的根本形式，它们造成了权力的局限”，并且不应该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以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如在17世纪的西方军事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整套有关身体的技术即纪律。通过纪律，军队把士兵的身体在空间（兵营空间设置）、时间（士兵作息安排）和对象（武器的射击方法）上进行编码、调整和固定，不断对士兵的身体进行干预和训练，从而逐渐生产出了真正适应战争需要的合格士兵，而一整套现代军事科学也由此诞生。

（三）权力不是整体的、同质的，而是多元的、异质的

传统权力观往往从宏观的角度看待权力，把权力研究局限在传统的政治领域，而国家主权、法律制度等就是权力问题的焦点。而福柯反对这样一种强调同质性、集中性、总体性的权力观念，他认为，在政治思想和权力分析中必须砍掉“国王的头”。换言之，不应该从一个中心或者上层来推理权力，不应该去虚构权力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总体化的“意图”，而应该从下层、边缘、局部去发现权力事实上的多元化“效果”，发现权力各种各样的技术、工具与装置，发现流淌着的毛细血管式权力（Capillary form of power）。事实上，权力无处不在，权力关系大量的存在于工厂、家庭、学校与军队等纪律组织中，它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对立。因此，必须打破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虚构的对立，在社会底层去发现权力的“微型实践”（minor practices），寻找权力的实际代言人，比如普通而又平凡的医生、家长、雇主、警察等等。

（四）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

由于福柯把权力理解成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动态和不稳定的。胜利取决于各自的意志与实力，因此权力关系就是一种时刻都有可能发生力量翻转的游戏。在福柯看来，抵抗不是外在于权力的，它与权力如影随形，是权力不可消除的对立面，权力与抵抗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但是如何抵抗？“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一个大拒绝的地点——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纯粹的革命法则。”由此可见，与马克思所主张的革命与阶级斗争不同，福柯语境中的抵抗并非一个总体的革命和造反，而是一种局部的、日常的反抗，福柯因而没有提供一种抵抗的指南或者操作手册。

四、结语

伯特兰·罗素曾言：如同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是能量一样，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就是权力。的确如此，权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社会科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政治学、社会学与法学当中，对权力的研究仿佛就是学科史成长过程中的成人礼。福柯虽并未写过专门的著作来研究权力，但他在不同时期对权力却做出了一些轮廓上的勾勒，这些轮廓散见于他对监狱、性、疯癫、医学、警察等主题大量的历史研究之中，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权力分析实则是其政治与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与逻辑前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比如，权力的“生产性”就使得认为权力是压制性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受到冲击。而权力的“毛细血管形式”使得国家中心论者和经济至上的政治实践被弃之不用，因为它们把权力本质定位于国家和经济之中。福柯对权力的分析警示着我们，现代国家政治理性所导致的权力泛滥和奴役事实并不仅仅是极权主义的专利，它们也被民主社会所共享，自由社会与集权国家之间因此有着一种奇特的亲缘关系。

【参考文献】

[1]Anthony Giddens，From Marx to Nietzsche？Neo-Conservatism，Foucault，and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in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London：Macmillan，1982，pp.215-230.

[2]Jurgen Habermas，The New Conservatism：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Debate，Cambridge，Mass：

The MIT Press，1987.

[3]具体参见[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4][法]福柯.苏力译.李猛校.尼采·谱系学·历史[M].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上海三联书店，2002.

[5]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7.

[6][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51.

[7]转引自[法]德赖弗斯、[美]拉比诺.张建超，张静译.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153.

[8][法]福柯.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2.

[10][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18.

[11][法]米歇尔·福柯.佘碧平译.性经验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