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草原：我守望着我的篝火

访谈前言：许淇，当代著名诗人、作家、画家。一九三七年生于上海，一九五六年“支边”到内蒙古，从此扎根塞外草原。北方森林里的木刻楞，草原上的蒙古包，前后套老乡的热炕头，都有他创作的身影。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虽然经年蛰居塞北包头，但艺术思想却非常开放。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有散文诗集《城市意识流》、《词牌散文诗》，散文集《美的凝眸》、《许淇随笔》，短篇小说集《疯了的太阳》等，共计300多万字。其散文诗成就显著，获中国散文诗九十年代以来重要贡献奖。《文艺报》、《诗探索》、《诗刊》等均刊发过其作品的研究文章，《中国当代文学史纲》列专节评价。曾获内蒙古“索龙嘎”一等奖，《人民日报》散文征文一等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他毕业于苏州美专，曾师从林风眠、刘海粟、关良等艺术大家。书画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作家书画作品集》、《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作博览》等画册，并被收藏。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型画册《许淇的画》，另有《许淇国画小品》发行。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授予“老艺术家杰出贡献奖”。他在一篇散文《守望我的篝火》中写道：我是一名守望者。守望着的并非什么稀世珍藏，或什么薪薪相传的悠久传统。守望着的仅仅是我在大草原自己点燃的一堆篝火。

阿霞：许老您好！据我了解，1958年您第一次给《人民文学》投稿就发表了，是一篇名为《大青山赞》的散文诗，那时您大概只有二十岁左右。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许淇：1956年我“支边”到内蒙古建设工业基地，被分配到石拐矿区，当时工业生产煤炭先行嘛！还不是地方一级政权机构，而是煤矿筹备处！筹备，一切因陋就简。没有固定宿舍，当然不可能给你安排画室，我是学美术的，集体办公室是没法画油画的。而写，不需要物质条件，在哪儿都能写，在宿舍炕头趴着写，躲到山坳里在膝盖上写，办公桌上一边放一沓总结材料，压着几张草稿纸写下初稿……写什么？对生活不熟悉，对体制和环境都不熟悉，不可能写有故事和人物关系比较复杂的小说之类，必然会去写散文，甚至比散文还短的抒情散文诗。那时还没有写散文诗这种文体的自觉意识。我初到塞北，在从北京到包头的列车上，猛地见到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色尔腾群山，大青山，乌拉山，简直令我惊骇不已。那是蚩尤共工的鬼斧神工！有一大段不见树木，裸露的岩石就像罗丹雕塑的裸体的放大。在我科室不远处的山头宿舍，是517勘探队普查队的宿舍办公室，勘探队员们一大早扛着仪器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经常往在山野帐篷里，小伙子们姑娘们在大食堂吃完晚饭，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宿舍前小山坡的空地上，一位天生卷发的中专毕业的姓师的团支书，拉响了手风琴，大家便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是那山野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往往是《勘探队员之歌》打头，接着便是前苏联歌曲《喀秋莎》呀，《一条小路》呀、《三套车》呀，我这个上海来的小伙子，便加入他们的“文艺晚会”，跳乌克兰集体舞。但我自视甚高，性格孤傲，喜欢独处，不屑与这些“革命”青年为伍，结果虽以他们作为作品中的主角，写了副标题为《一个青年勘探队员的手记》，却逃过了一劫。这是后话。这些勘探队员们学习当时颇为流行的苏联小说《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中女主角的“娜斯嘉精神”，要当“刺猬”当“辣椒”，在大食堂贴大字报，批评局党委领导搞特权，吃小灶，结果一窝端，都被打成了“右派”。我却虚拟勘探队员的手记，写出主题为《大地集》的两组抒情散文和散文诗，投寄到从1956年起便开始订阅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在1957年下半年，忽然接到一位不署名的编辑老师的来信，竖写的信笺，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占了两页，首先说稿子准备发表，然后让我继续再写这类青年人喜爱的简短而抒情的作品，然后是一串排比句：“写写年轻的勘探队员们的山野生活，和大自然的亲密无间；写写他们的工作热情，为祖国建设辛勤劳动；写写他们的友谊和爱情……”这封信给予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我把信藏在文件夹里，偷偷地一遍一遍地拿出来读。经常读了一半便来了灵感，急速地又写下新的篇章。编辑部接着来信，说《大地集》太笼统，是否改为《大青山赞》先刊发一组？同意，完全同意，我又整理了一组散文诗一并寄往北京。不久，1958年2月的《人民文学》，我的处女作刊登出来了。那位编辑隔些日子又来信说：“另一组正待发稿，已印成大样，现将大样连同红笔改定的原稿一并寄还。刊物必须参加战斗，你这样的‘软性’文字，不能再上版面了。”“战斗”总有穷期，待“硝烟”散去，退还我的稿子，我陆陆续续投寄给其他报刊发表了。《大青山赞》的发表，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在遥远的偏僻的矿山，我依然独行踽踽……

阿霞：您是十九岁从上海“支边”来到内蒙古的，在内蒙古的哪些经历让您永生难忘？内蒙古或草原在您的文学作品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现在来看，您觉得这是一种命运使然吗？您怎么看待这次人生的变迁？

许淇：我曾搜集到鄂温克使鹿部的古歌，唱到：“命运呀命运，为何如此捉弄我？”在我的一生中，有两次命运大转折，首先是从上海到内蒙古包头“支边”；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来临。当初到包头，是有抉择的命运，并非右派反革命“被遣送”、“劳改”，如果是，反因祸得福，八十年代初平反，便可堂而皇之地返回原籍，“文革”知青，也可返城回原籍；唯有“支边知青”，当初是自愿的，自愿便不能反悔。我终身无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伊”，就是内蒙古。我在上海，家庭并非望族、资本家或上海的新主人，父亲是小职员，无祖业，寸金的地产没有一平米，全靠租赁，如今的所谓“出租房”，那是居无定所的。然而父亲却倾全力，支持我的美术学习，使我得以有最佳的学习环境，进入梦幻般的艺术殿堂，做最后的少年巡礼者。父亲还用旧木料雇木匠为我做了一口书橱，收藏的每一本书都是我少年时最亲密的朋友。在我参加工作到内蒙古前，我的文艺观已经形成，我已经自命为“艺术家”了。忽然间，命运来个180度的转弯，不仅仅是地域，环境、生活方式、饮食习俗、语言乃至身份全都变了，全都是陌生的。我日前完成了一篇散文叫《北方大土炕》，我的下半辈子和北方大土炕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第二次命运转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从土炕的“中心”转到楼房的沙发床上去了。命运是把双刃剑，既捉弄了你又提升了你，既毁了你，一部分又成全了你，到头来，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你得感谢生活，感谢命运！倘若没有内蒙古的生活，就没有今天的许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参加《天津文学》和大兴安岭森工集团组织的森林笔会，女作家方方那时还没有结婚，和女作家蒋子丹年龄差不多，她俩很谈得来，在“森铁”小火车行进中，谈着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我正感兴趣，想加入谈话，猛听得她俩中的一人压低声音说：“他们是写生活的，和杜拉斯格格不入……”“写生活”，就是反映现实，是反映论者而不是表现论者，其实，任何小说的阅读都让我在他者的生命流转中观照到自己。我在这之前，就只知道“写生活”，严格的生活制约我必须要写生活。如今，我不仅要向年轻一代的作家学习，乃至要向70后80后的作家学习。“写生活”和生活是两个概念。我生活在内蒙古，必然会写内蒙古，也可以从内心出发，去表现森林和草原。我最近在发表的一首散文诗中反复地吟咏：“请埋葬我在这大草原”。大草原是我的落脚之地，是被击中的命运之鸟羽翼腐烂之地，不仅仅说是故乡或第二故乡，记得海德格尔说：文学是一种乡愁。那是我迟暮的生命乡愁之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