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实践框架下对高考改革的思考

2022-03-12 08:51:53 | 浏览次数:

摘要: 从历年有关高考改革的文献统计发现,关于高考改革研究,定性研究相对于定量研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为了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推动高考改革的研究,同时为了在高考改革过程中避免设计带有选择性、不系统性、政治性和非理性,平衡多方矛盾,可以尝试在高考改革的研究中引入由循证医学带来的循证实践框架: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解读将循证实践应用于高考改革的必要性;从研究者、实践者、服务对象、管理者角度介绍循证实践如何在高考改革中平衡多方矛盾;结合高考改革本身的定位,从循证平台建设和作为高等教育培养主体的高校两个方面提出循证实践运用于高考改革的建议。

关键词:基于证据;循证实践;高考;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9)01-0068-07

收稿日期:2018-11-29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考试专项课题“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K-c/2018/04)。

作者简介:王桢(1980-),男,江苏南京人,理学硕士,南京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招生考试、高等教育、教育管理研究;南京,210023。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推动了新一轮的高考改革。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发布,被认为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给高考改革指明方向。201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習近平指出,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而教育领域里能够引起全民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首推高考改革。做好高考改革的研究对于推动高考改革至关重要。

一、高考改革研究的现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有关高考改革的文献来了解目前高考改革研究的现状,从而了解高考改革的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和思维动向。中文社会科引文索引(CSSCI)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统计其收录的关于高考改革的文献能够较好地反应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选择从建库到2017年,搜索来源类别仅选择CSSCI,主题或篇名为“高考改革”的文章,删除年度报告、新闻报道、时评、邀请函、综述以及内容与高考改革无关的文献,共得到338篇文章。根据内容判定,其中定性研究320篇占94.7%,定量研究18篇仅占5.3%。可见,在高考改革的研究中,定性研究相对于定量研究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从2008年起,关于高考改革的定量研究才首次出现,数量逐渐增加,最近十年中所占比例虽有反复但是总体上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表1)。同样,基金的支持情况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高考改革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上的差异。在前面的搜索下选择查看支持的基金,数量最多的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34篇),其次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篇),省级社会科学基金或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篇)。考虑到目前大部分教育科学类基金支持的研究可以归入人文社会科学类,暂且将教育科学类基金归入人文社科类进行统计。人文社科类基金数量与自然科学基金数量的巨大悬殊(46∶2),也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高考改革研究中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巨大差异。

定性研究是根据经验、直觉,对比研究对象的过去、现在以及延续的状态,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发展规律进行判断的方法。定性研究使用回顾历史、分析文献、观察访问等方法,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建立在现象学、解释学和建构主义等人文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是运用概率论、统计学等数学方法对研究对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建立各类预测模型反映各变量之间的规律。定量研究是一种事实判断,以实验室研究为条件,建立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就像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持续不断一样,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高考改革研究中也存在着争论。定性研究在高考改革研究中能够对其目的、性质、意义等方面提供启发,但是其浓厚的思辨气息、强烈的哲学色彩决定了定性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很难提出针对性强、可实际操作的建议和方法,难以对实施的结果进行验证。定量研究运用数据分析、统计和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可以根据数据统计结合定性研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并易于验证,有利于推动高考改革研究的发展,使其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但是其局限性在于无法解决价值判断与选择的问题。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不同之处可以看出,两种研究虽然研究基础、研究方法不同,但是在研究中并不是针锋相对,而是相互补充。在高考改革研究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其优点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避免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选边站队,而应逐渐形成科学人文主义或人文科学主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如何为教育发展服务,怎样更好地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如何平衡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考生与高校、公平与效率等多方矛盾……这些都是当前高考改革中所面对的难题。在民众的关注、媒体的聚焦下,教育主管部门如何排除政策和科学的偏见从而避免政策制定的选择性,研究者如何为高考改革提供相应科学、全面的依据而不是凭借直觉或经验,实践者如何为政策制定提供理性、有力支持而不是基于愿望,这都是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当前定性研究占据高考改革的研究主导地位的氛围下,研究者在给主管部门分析问题、提供政策、选择方向时将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如何将定量研究融入定性研究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循证实践的框架来思考高考改革的问题就十分必要了。

二、循证实践运用于高考改革的必要性

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本意是“基于证据的实践”,其理念来源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1996年,被认为是循证医学之父的Sackett指出,循证医学就是医生“严谨、清晰、明智地运用当前最佳的证据来为患者个体进行医疗决策”[1]。循证医学的出现迅速取得了成功,不仅在医疗服务领域全面渗透,形成了循证护理、循证内科、循证外科、循证心理治疗等医学学科,而且“导致了其核心原理的拓展以及循证实践概念的发展”[2],代表了21世纪临床医学的主流方向。由他带来的循证实践的理念迅速在各个实践领域传播,在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政策分析、图书馆学、建筑学、犯罪学、软件工程等多个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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